李伟杰站起来，朝着厨房走了过去，看着陈芳菲妙曼的背影，轻轻走到她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她上厕所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陈芳菲转看着李伟杰，笑着说：“你怎么进来了？秀婷……”

其实李伟杰早和岳母刺激过，温岚是温柔的妈妈，皇甫雨薇是送雅女的妈妈，她们不都是李伟杰的岳母吗？

        刚才因为在客厅的关系，担心赵秀婷看出什么，李伟杰不得不叫陈芳菲阿姨，现在厨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李伟杰自然就

        远远不够扭转整个情节的脉络，当消失的女们在女学生的想象中重现光华，那哀悼仍在点出，她们是注定的被毁灭者和悲剧角色，因为，她们外向自在的魅力就源于不贞――所谓‘近杀’，让放者在忏悔中死去而灵魂获救是最老套的脚本。而逃向南京城外的女学生和贝尔，心里应该唱的是唐僧之歌：送死你去，黑锅我来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李伟杰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导演也留下了两裂隙，让贝尔想起‘上帝说人生而平等’，让一个女在临走之前挣扎哀哭‘我不是女学生，我不上车’。不过，这两设置

        两人闲聊了一会儿，主要就是李伟杰讲荤段子，赵秀婷憋红了俏脸，美眸出毫无杀伤力地眼神狠狠瞪他，最后扔下一句，人家不理你了，就跑进了卫生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女们以歌舞表演最后展现了一番妖娆风采，但告别妖娆开始改成朴素的女学生装扮时，她们却是多么惊喜，甚至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高兴――为这个赎去堕落之罪的变，她们深深自我感动着，而女学生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，只是生地叫了一声‘姐姐’？她们连这些替死的女人的名字都不问，更没有阻止过她们这样。这些以无能为理由安然领受保护、只送上几行眼泪的女学生相信这种替换是正当的。或许，这才是整电影最可怕的地方：它以贞为界限，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菲姨很少下厨的，不过知今天你要来，所以特意准备几拿手菜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说完她自己走进了厨房，等陈芳菲离开后，李伟杰对赵秀婷问：“平时都是阿姨下厨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陈芳菲不喜欢打牌，随意打发时间，更多的就是看电影和逛街，恰好这热映的电影她也看过，于是两人针对这票房大卖的电影聊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直到赵秀婷从楼上换了衣服出来，陈芳菲才起：“秀婷，你陪伟杰坐着看一会儿电视，还有两个菜就炒好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李伟杰微微一笑：“芳菲姐，我想你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相比起稚的赵秀婷，美妇市长夫人陈芳菲自然理解深刻，更有感，“在这种语境下看可见它其实是又一次试图从民族羞耻中自救的努力，通过以无尽悲愤的口吻将这种羞耻放大演绎作为洗礼，以及通过证明国家、民族和男人已经尽到了拯救“好女人”的责任；也是又一次压迫――通过把受害者刻划成一群“自愿”的坏女人。总之，女人又象征地治疗了一番无法愈合的民族自尊心，而且，通过通俗大片的作，还提供了一次让观众围观暴力、消费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的机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日军侵华的创伤记忆中，妇女被强的惨烈总是被凸显，她们受伤和死亡，而的羞耻感却由整个国族承担――国家、民族、男人，没有能够保护属于它和他们的女人，羞耻莫此为甚。这种无法修复的羞耻感，一直是民族自豪渴望重张时抛不下的包袱，虽然，羞耻也转为不忘的仇恨，成了强化民族认同的养料之一。然而，控诉和叙述，都只终于日军强那一刻，此后，再不见强幸存者的故事，仿佛，被强就是她们的社会生命的终结。其实，这终结就是另一面令人憎恶的真相的开始，那就是，当年被日军强过的女人们，在被当举国控诉素材的同时，却因“失贞”而从社区开始承受着国人自己的歧视，而这一面真相在过去多半个世纪中极少能被说出来，更遑论被整个国家承认和检讨。这种对幸存者之声的极度压迫，与对暴行的极度羞耻，正是一两面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赵秀婷的回答，坐实了李伟杰的猜测，陈芳菲果然是为了他特意亲自下厨的，得到想要的答案，他的心里美滋滋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沙发上，赵秀婷刻意和李伟杰保持了一点距离，毕竟这是家里，她也不敢保证他这个坏一会儿又会出什么让她害羞不已的事情来，被芳菲阿姨看见就不好了，对陈芳菲这个后妈，赵秀婷可是一点都不排斥，亲近喜欢无比。

        赵秀婷声说：“今天你可算有口服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