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停下了车，单脚撑地，一时间目眩神迷地看着这画面。

        想到这里，我的视线游到小河的边上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下了自行车，把它靠在树上，然后走下草坡，踏上石滩，溜溜的。不远传来鸟类的啼鸣。

        不，我跟他的相遇并不是命运的，并不是某一刻的惊鸿一瞥，而是寻找、寻找、与偶然的发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命不久矣了。1944年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年。

        我骑得不快，这附近没有人，所以也没有人看到我的座位上坐了个昏迷的德国士兵，靠在我的背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并不是说我确实介意这些；我应该感到被侮辱，这我清楚，但这感觉也已离我而去了，因为我的那一分已被治愈了。

，可是骑在路上，我又感到不满；这不因为回忆，我不回忆，因为我的那一分已被治愈了。我感到需要。需要什么？我需要合适的景色。

        德国人浑绵绵的――这时我已认出了他的军服――我从他上摸出一把手枪来。我不知怎么用，但这最好由我收起来。我把枪随手丢到自行车篮里。

        要是给人看见了会怎么样呢？我想也不会如何。别人会说，看看，瞧瞧，那个痨病鬼，那个可怜的白痴，那个画家，他成了个通敌份子，把一个德国人带回家去；那可怜的家伙，他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，他都不知那是个纳粹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在这一刻，我明白了这画面就是我今日出门时所期待的“景色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就这样，我驶离了这河岸，驶离了我捡到这个德国人的地方。他成了我最后的客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什么德国人会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天气，在这里呢？

        我不断为自己提供答案，可是这答案又显得太过空虚，我想，或许我应该跟母亲打个电话。母亲，纽约的雨是怎样的？电话对面，她起皱的脸上有一张呈尖锐菱形的嘴。菱形的还有村庄里孩子们的风筝。他们在炽热的白天用羊粪涂抹我的房子，但他们不会是雨天的旅人。……

        他就在那里，在草坡的下面，亮晶晶的石滩上，他侧躺在早晨的明光中，旁边是粼粼的河水，闪烁的水花迸碎在他的边。

        然后，我才看到了他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这个时候我还未发现他是一个德国人。我只知，在世界的最深有什么平衡被打破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出于上帝偶然的仁慈，阳光很好，是那种脾气不定的夏日的烈阳，但由于时候还早，显出有欺骗的温和面貌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是为什么他没能成为我的缪思。就是在那种思绪不定的情况下，我又漫无目的地骑了好些时候，视线一直定在河边（这就是原因）。云太高太远……天空是乏味的蓝……小河也永远是可预测的，无非总是冷冷地汩汩动，它也不会是雨天的旅人……

        然后，我把绵绵的德国人抬起来，放在座位上，我自己坐在自行车上上，让他细瘦的手臂搭着我的肩膀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脏兮兮的，浑是泥，裹在暗绿色的衣服里，姿势不雅，形貌不整，他侵犯了大自然永恒如一日的运行。可是他又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百年了！他嗒嗒地躺在石滩上，就那样理所当然地，无愧地存在着……紧闭着眼，发贴在额上，口均匀地起伏，像青苔延伸出的一分。